1947年，周有光在美国的一家银行工作，同时在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一天，他的朋友、当时也在该校做研究的著名经济学家何廉对他说，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他现在很空闲，你可以去跟他聊聊。

　　爱因斯坦早在17岁时就因憎恶军国主义而放弃了德国国籍，希特勒夺取德国政权（1933年）后，他为了躲避法西斯迫害，接受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数学学院的聘请，做终身学者。爱因斯坦自称：我无法把自己从我的研究工作上撕下来，我已经被物理学抓得牢不可破了。

　　周有光见到爱因斯坦那年，他已68岁，因积极呼吁禁止使用原子弹、谋求世界和谐而成为和蔼可亲的“崇高老人”。周有光在《百岁口述》中回忆道：“我的印象就是他的为人非常好，生活也很随便。我们在银行界，穿衣服都很讲究，他在大学里，大学的风气跟银行不一样，大学教授穿衣服马马虎虎的，他穿的衣服还没有我讲究。他没有一点脾气和架子，给我的印象非常好。”

　　回国后周有光一直没有提过与爱因斯坦见面的事情。事实上，周有光是中国为数不多与爱因斯坦面对面说过话的人。他们见过两次面，聊过两次天。但有意思的是，这种如此值得炫耀的事情却被遗忘了50多年，直到晚辈们为周有光整理百岁华诞的贺册才被“挖掘”出来。

　　“小辈们问我，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讲爱因斯坦的事情。我忘掉了。”周有光说，“我们是一般的谈话，当时的国际形势，当时美国发生的情况，随便讲讲。为什么我会把这个事情忘掉呢？因为谈话内容没有特点。这是一个遗憾的事情。他的研究方向跟我不一样。”

　　如果说周有光与爱因斯坦的两次见面是君子之交淡如水，那么同时代的另外两位中外名人的会面就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他们就是张仃与毕加索。1956年，张仃在巴黎见到了自小崇拜的毕加索。张仃生前回忆当时情形：毕加索刚睡起午觉，穿着短裤、背心从楼上走下来热情欢迎我们。原以为他的工作室一定很豪华，因为他已是最富有的画家，一张作品值几十万美元，没想到工作室里除了画作是新的，几乎一切陈设全是破旧的，墙上灰迹斑驳，沙发已经露出弹簧。可他好像熟视无睹，墙上、地上到处都是他的画作。

　　第一次见面，张仃将一套水印的《齐白石画集》作为礼物送给了毕加素。这份礼物给毕加索很大的震撼，因为在张仃访问毕加索之后不久，张大千也去拜访了毕加索，毕加索向张大千展示了自己临摹齐白石的中国画习作，说：“我最不懂的，就是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跑到巴黎来学艺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样的问题似乎依然耐人寻味。不过，历史显然让我们变得宽容，每种缘分都值得珍惜，每种追求都值得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