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加坡梦，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变得越来越炽热。近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呼吁解放思想，提出“深圳要敢于叫板新加坡”。去年深圳两次由市长率团赴新“取经”。中国几代领袖都对新加坡的发展模式和社会体制充满热忱，希望借监新加坡的管理、法治、廉洁、经济建设、社会保障甚至政治制度。
新加坡模式，这个令几代中国领袖都充满热忱的社会体制和发展模式，在中国第三次思想解放的号召中，再次成为热点。自七八年邓小平出访新加坡后，中国历代领导人杨尚昆、江泽民、朱熔基、胡锦涛、温家宝等均出访考察新加坡。从新加坡社会的高效管理、严格的法治到廉洁的政府，都为中国学者和舆论所关心；在经济建设领域，新加坡在江苏按照新加坡的管理办了苏州工业园，去年中国又参照淡马锡模式开设国际投资公司，温家宝出访新加坡时特别考察其组屋，来完善中国自己的社会保障制度；甚至政治制度层面，中国方面也展现浓厚的兴趣，如何在一党独大下实现党派制衡、舆论监督以及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都是近年中国考察的重点。中国的新加坡梦，在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演变得越来越炽热。
近来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罕有地在《求是》杂志发表署名文章，在不同场合多番讲述“解放思想”、“共同富裕”；爱将汪洋调入广东任书记后，数十次强调“解放思想”，在广东掀起解放思想的大讨论；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施芝鸿在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党的十七大与新起点上新的解放思想”，都透露了中共社会发展的新政策和未来改革开放的新路向。汪洋不仅在他的讲话中二十多次提到解放思想，而且寄语“深圳要敢于叫板新加坡”！学习新加坡又成为南方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的新方向。深圳在新春前就连续召开了多场学习新加坡的研讨会，从学术界到政界，开始刮起了一股向新加坡学习的旋风。
去年八月，深圳派出由一百二十九人组成的“跨海取经团”，远赴新加坡取经，先学艺后谋求超越，这是市长许宗衡七月带队赴新加坡学习考察不久的又一次出访，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赴新加坡“取经”活动。许宗衡在访问的五天中，马不停蹄地拜会了新加坡国家发展部、市区重建局、陆路交通管理局、国家环境署、公共事业局、建屋发展局等数个部门。许宗衡等人深有感触，因此安排更多政府官员前往新加坡进行一场“脑力激荡”。深圳大学的新加坡专家吕元礼教授指出，就中国国情而言，新加坡可学之处较多，各方面也切合中国的背景。吕元礼认为，新加坡的国情、政治体制在很多方面与中国相近，新加坡也是一党执政，社会和谐，保持活力与廉洁，政党对社会干预相对较多。
改革开放以来，深圳既学香港，也一直在向新加坡取经。早在深圳特区初创时，时任市长的梁湘就率领一众市领导，在一九八三年时访问过新加坡，研究如何办特区。回到深圳后，梁湘开始进行特区城市规划，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深南大道的雏形，就是那次考察后逐步成型的。可以看到，深圳现在的城市规划和园林风格，更像新加坡而非香港。当时，梁湘提出，将城市大道两旁的建筑物统统后退三十米，建造绿化带，目前深圳市区大片的绿化带，更有新加坡城市规划的痕迹。此后深圳领导人郑良玉、张高丽都先后率团或派团去新加坡考察。
在极左时期，新加坡被中国批评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新加坡模式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启示，来自邓小平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出访新加坡以后，也就在邓小平访新后的第二个月，中国开始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新加坡也被中国报纸赞誉为公共住屋、花园城市及旅游业的典范。
邓小平期望比狮城更好
“叫板新加坡”是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最新说法，吕元礼对亚洲周刊表示，“比新加坡更好”才是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原有精神，两者之间有一种相承关系，只不过提法不一样。吕元礼说，一九七八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看到新加坡的建设成就很高兴，就拿起酒杯和李光耀碰杯，讲了一句话：“这是我第二次到新加坡，第一次去欧洲经过新加坡，当时是很落后的地方，现在是个美丽的城市。”他讲完之后，李光耀很谦虚地回答：“哪里，这是个小地方，容易管。”讲完后邓小平好像若有所思，自言自语说：“是啊，如果我管理的是上海那么大的地方就好了。”
听了邓小平的一番话，李光耀就不服气了。他接着说：不对，来新加坡的华人都是广东、福建那些家无寸土、目不识丁苦力的后代，你们中国大陆留有的都是留守中原的达官贵人、文人学士、状元的后代，没有什么是新加坡做到，中国做不到，或者不能做的更好的。邓小平沉默了，话题也就轻轻带过去了。后来李光耀回忆这件事说，邓小平没有忘记挑战，他在一九九二年南方谈话时说：“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监他们的经验，而且要比他们管得更好。”
吕元礼表示，李光耀讲那番话不是即兴的，经过了深思熟虑。李光耀是一个基因决定论者，他认为人的能力和智商八成是天赋的，他认为中国人比较聪明，中国人的基因比较好，看《红楼梦》、《金瓶梅》，当时最优秀的人都是三妻六妾，所以优秀的基因被扩大了。他经过调查，选苏州做工业园区，是发现江浙一带人古代状元出的最多，近代院士出的最多，而且希望新加坡人和苏州人联谊。还有文化决定论，他认为中国是比较勤劳务实的文化，没有宗教束缚，他说如果没有六、七十年代华人的国家价值观，新加坡不可能腾飞。
从那以后，中国的国家领导人相继访问新加坡。中新两国于一九九零年十月三日建立外交关系。建交以来，两国高层交往频繁。中国领导人杨尚昆、江泽民、李瑞环、李鹏、朱熔基、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等先后访问新加坡。去年十一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问新加坡时，就再次专门考察新加坡组屋，大有借监新加坡住房保障政策之意。
改革开放的早期，中共就派出干部到世界着名的哈佛大学甘乃迪（肯尼迪）学院进修。不过，现在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则成了培训中国官员的摇篮。早在一九九二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就为中国培训过官员。从一九九七年开始，中国市长协会与新加坡国家发展部合作，组织中共市长赴新参加“中国市长高级研修班”。一九九八年，南洋理工大学专门开设以中文授课、招收中国学员为主的管理经济学硕士学位班。
二零零一年，中新两国政府签署《关于中共中高级官员赴新加坡学习交流的协议》。根据协议，从二零零一年起，中组部和教育部先后开始向新加坡选送学员。由于学员大多数是市长或与市长同级别的厅局级领导干部，因此当地人开始把这个班称作“中国市长班”。二零零五年初，南大又推出了面向中共官员的公共管理硕士学位课程。
南洋理工大学校长徐冠林曾表示，自一九九八年该校开办管理经济学硕士学位课程至二零零五年以来，共有三百多位学员已经顺利地完成课程，被授予南洋理工大学的硕士学位。另据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教育处统计，零五年的学生人数共一百零三人，其中公共管理硕士班人数五十五人，管理经济学硕士班四十八人。学员来自河北、吉林、四川、重庆、辽宁、山东、江苏等省市。近年来，一些中西部省份增派学员的趋势日益明显。
二零零五年，“首期中国高官班”正在南洋理工大学学习，他们之中有拉萨市副市长许成仓、广西来宾市副市长莫恭明、山西发改委副主任王赋、吉林省检察厅副厅长贾晓东等地方要员，该班五十五个学员中，有八人由中组部派遣，其他由地方组织部选派。“高官班”的教师不乏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副秘书长、财政部副部长、外交部政务部长、国会议员等新加坡政界要员。新加坡培训的兴起表明，官员培训从单纯的学习欧美转向多元化模式，有利于开阔行政管理思路。
新加坡对中国最具借监意义的现实例子就是苏州的发展。一九九四年苏州引入新加坡经济的典范模型：工业园区模式，开建苏州工业园区，而同期先后将一千余名处级以上干部送到新加坡接受市区规划、发展与管理、外国投资、工作技能训练、社会保障以及客户服务等方面的培训。苏州的三大法宝是亲商理念、崑山之路、张家港精神，而所谓‘一站式服务’等亲商理念就是从新加坡学来的，后来通过园区扩散到全国。更重要的是制度上的借监。在园区的《劳动管理暂行规定》中公积金制度、集体合同制以及工会制度都是借监新加坡经验制定的，而当时的国内都没有先例。
苏州的成功让人们看到新加坡经验“中国化”的可行。而苏州工业园区的影响也不再仅仅限于苏州。有超过二十五万名来自中国各地的官员到苏州工业园区汲取经验。
新加坡开始影响中国，中国开始学习并模仿“新加坡道路”。李光耀的一些治国策略也极大影响了中国的决策者。李光耀认为：对任何政府和人民而言，经济发展都必是第一优先。一般人最迫切需要的就是经济发展，即使高高在上的领袖嘴讲的另外一套，但你随便做个民意调查，问人民到底要什么？他们要房子、医疗、工作。
中国也突显发展是硬道理，但经济发展了，却出现了社会腐败，贫富差距拉大，医疗、住房、就业、就学等一大堆问题。吕元礼表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掌新加坡政权；新加坡政治文明的举世瞩目成就是人民行动党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绐终保持活力和廉洁，即在领导新加坡实现经济腾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同时，成功地治理了被称为“东南亚之癌”的贪污腐败，从而在政府廉洁程度方面被国际权威调研机构连年评为亚洲第一。吕元礼认为：“人民行动党的党徽是白底，象徵纯洁，强调廉洁，红色闪电象徵活力，蓝圆象徵团结，强调和谐。新加坡在廉洁、活力、和谐三部分是公认做得比较好的，廉洁排名前十名，活力方面政府效率也很高，竞争力也很强，和谐来说也是公认的。也许自由、人权方面有人责备它，但大体社会安康比较好，同时又是在一党长期执政的情况下取得的，所以我想中国学它的话比较方便，而且也特别值得。新加坡与中国一党长期执政的相似性，其成功性比较便于和值得学习。”
中国推崇新加坡的亚洲价值观，推崇服从权威统治。更多的人对新加坡威权的认识为“重威”，没有看到新加坡社会的威，是柔性的威，是符合统治的威，并不完全是强人和个人的“威”。香港区新当选的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表示，新加坡虽然一党独大，但也是普选出来的，“有新闻自由，英式普选制度，是经过民主政治的程序产生的政府”，刘梦熊认为，新加坡值得中国学，但要学其精华，更应该看到新加坡的“软件”，而不是刚硬，否则“画虎不成反类犬”。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李路曲教授一九九零年开始研究新加坡，一九九六年撰写出版《新加坡现代化之路》。他对亚洲周刊表示，新加坡的威权主义是发展体制内民主，与西方社会相比是威权，但与威权国家相比属民主国家。“新加坡建立了核心选举机制，制度化水准高；选举制虽欠公平，但是合法的；在人均收入三万美金时，新加坡的威权体制经受了考验；干部在选举中得到了考验，这些足以让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中借监。”
正在筹组“新加坡研究中心”的李路曲认为，新加坡也在发生变化，进入八十年代以后，人民行动党长期以来形成的赖以治国的威权模式面临挑战，促使新加坡政治民主进程得到较大幅度的推进。人民行动党在选择回应政治民主化挑战的路径时呈现出明显的自然性与主动性特徵，即人民行动党主动自觉主导了政治民主化进程。在新加坡做访问学者时，李路曲发现，新加坡比想像中要自由和民主，“对反对党的迫害收歛了，出租车司机也敢讲话了”。
新加坡鼓励创业
成为亚洲“四小龙”排名之首的新加坡，有很多中国需要学习的地方。来自新加坡的香港城市大学教授曾渊沧表示，新加坡政府有很多创意和特色。新加坡经济发展局主动到外面去招商，招引外来投资，招人才，曾渊沧一个朋友是香港人，他本来是做打金的一流师傅，二十多年前新加坡政府到香港来找他，问他有没有兴趣创业，他说我没有钱，新加坡政府说，你到新加坡来，政府借钱给你创业，我不懂得经营，不懂得去买卖，他说，新加坡政府会帮你找市场，结果他在新加坡发达了。他有一种技术，政府认为这个技术是我们要的，把他的人和手下都带过去，借钱给他帮他创业，是非常主动的。
以国家的资金买股票投资新加坡是第一个，曾渊沧说，现在全世界也只有三个国家在做国家投资，现在的中国政府的国际投资也是最新学新加坡的，是模仿新加坡淡马锡。新加坡有两个投资局，一个是淡马锡，一个是新加坡政府投资局，投资局用的是新加坡政府外汇储备，淡马锡是新加坡政府财政部，淡马锡类似中国国资委，新加坡政府投资局类似中投。现在中国国资委比较被动，只是做一个保管股票的保管人，企业人事没有插手，而且国资委不会主动找投资对象，但是淡马锡是主动出击，以后国资委有足够人才也应学习。淡马锡与投资局两家竞争，投资也需要竞争，中国应该学习。曾渊沧特别强调：“新加坡的法治是国际最强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国际机构认为新加坡自由经济排在世界第二，因为法治很强。”
新加坡不允许有《花花公子》这类杂志卖；全世界第一个实行定额罚款的是新加坡，而且罚款是世界最严的；新加坡依然保留笞刑。
新加坡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国家，但却可以做到一些大国不能做到的事，其优势绝对不是因为小，而是因为形成很多创新概念，有其独特的文化精髓而成为区内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梦。